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探论——兼与胡宝国先生

区域人物传兴起于东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发展达到顶峰。彼时区域人物传的发展与史学的兴盛、史官制度设置、人物品评风气等有重要关系。另外，各地区门阀世族竞相夸赞先贤、抬高郡望等风气，亦促进了区域人物传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昌盛，作品繁荣，类型丰富，史部著述渐趋独立。杂传类作品是此时期史部著述中尤其活跃而富有时代意义的类型之一。《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书籍著录中，杂传类书目最多，达219部。杂传按其体例划分，又可分为家传、别传、类传、区域人物传数类。其中，区域人物传约40部，为《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作品数量最多的一类。此类地区人物传，既有全国性或几个地区的人物合传，又有专写某一州郡人物的区域人物传。各区域人物传的创作肇端于东汉时期，《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序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82.秦代开始实施郡县制，汉代沿袭此制，光武帝下诏作《南阳风俗》等传，便是以此区域划分为制度性基础。此时区域人物传的创作，多属政府行为。应诏而作的各类人物传，多为朝廷“观风知政”、体察各地民情的手段。今所见东汉时期区域人物传保存条目最多者为赵岐所撰《三辅决录》。而沛、鲁国、庐江等地人物、风俗传，现多已亡佚，无法睹其原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人物传创作渐趋繁荣，《隋书·经籍志》所录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约有40种。另外，此时区域人物传类型亦逐渐完备。从今所见各区域人物传内容来看，称“传”、“录”者如《会稽典录》、《陈留耆旧传》等多侧重于记人物风俗，而称“志”者如崔慰祖《海岱志》、陈英宗《陈留志》等则是人物、地理等内容杂糅。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凡例》言：“凡州郡地理书皆称‘记’，其称‘志’者盖无几焉，其兼人物风俗言者则称‘传’或‘录’”。*[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M]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61:7.此语大致符合汉魏六朝区域人物传的撰作实际。《隋书·经籍志》将各区域人物传称之为“郡国之书”，刘知几《史通·杂述》亦沿袭此称：“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论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此之谓郡国书者也”。*[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4.此时期各区域人物传创作，多不需朝廷命诏，而是乡人学者为宣扬先贤而进行的自发创作。除《隋·志》所录数10种区域人物传外，新、旧《唐·志》又补录《隋·志》不录的区域人物传数种，此外，唐宋各类书等亦征引史志不著录区域人物传数种。为下文论述方便，兹将今所见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数十种列表于下。 表1　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总表时代篇名所属地区文献来源总志魏明帝时《海内先贤传》,四卷;魏文帝《海内士品》,一卷;佚名《诸国清贤传》,一卷;佚名《先贤集》,三卷;佚名《汉世要记》,一卷;李氏《海内先贤行状》,三卷;韦氏《四海耆旧传》,一卷;总志《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国魏·周斐《汝南先贤传》,五卷;豫州《隋书·经籍志》魏·苏林《陈留耆旧传》,一卷;兖州《隋书·经籍志》魏·王基《东莱耆旧传》,一卷;青州《隋书·经籍志》吴·陆胤《广州先贤传》,七卷;扬州《旧唐书·经籍志》吴·陆凯《吴先贤传》,四卷;扬州《隋书·经籍志》吴·谢承《会稽先贤传》,七卷;扬州《隋书·经籍志》吴·徐整《豫章烈士传》,三卷;扬州《隋书·经籍志》吴·徐整《豫章旧志》,八卷;扬州《隋书·经籍志》吴·张胜《桂阳先贤书赞》,一卷;扬州《隋书·经籍志》吴·朱育《会稽记》,四卷;扬州《旧唐书·经籍志》两晋范瑗《交州先贤传》,三卷;交州《隋书·经籍志》白褒《鲁国先贤传》,二卷;兖州《隋书·经籍志》江敞《陈留志》,十五卷;兖州《隋书·经籍志》长仲榖①《兖州山阳先贤赞》,一卷;兖州《旧唐书·经籍志》陈寿《益部耆旧传》,十四卷;益州《隋书·经籍志》熊默《豫章旧志》,三卷;江州《隋书·经籍志》张方《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荆州《隋书·经籍志》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荆州《隋书·经籍志》刘彧《长沙旧传赞》,三卷;荆州《隋书·经籍志》高范《荆州先贤传》,三卷;荆州《旧唐书·经籍志》留叔先《东阳朝堂像赞》,一卷;扬州《隋书·经籍志》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二卷;扬州《隋书·经籍志》贺氏《会稽先贤像赞》,五卷;扬州《隋书·经籍志》虞预《会稽典录》,二十四卷;扬州《隋书·经籍志》贺氏《会稽太守像赞》,二卷;扬州《旧唐书·经籍志》虞溥《江表传》,五卷;扬州《旧唐书·经籍志》刘宋刘义庆《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徐州《隋书·经籍志》郭缘生《武昌先贤志》,二卷;郢州《隋书·经籍志》刘义庆《江左名士传》,一卷;扬州《隋书·经籍志》萧齐孔逭《三吴决录》②,卷亡;扬州《南齐书·王秀之传》崔慰祖《海岱志》,二十卷;青、兖二州《隋书·经籍志》萧梁吴均《吴郡钱塘先贤传》,五卷;扬州《旧唐书·经籍志》北朝刘芳《广州先贤传》,七卷;广州《新唐书·艺文志》刘延明《敦煌实录》,二十卷;敦煌镇《旧唐书·经籍志》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十三卷;幽州《旧唐书·经籍志》①②长仲榖,《旧唐书》本作仲长统,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言仲长统当为长仲榖。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十四卷)[A].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28.孔逭《三吴决录》,各史志不载,各类书以及各史书注等亦不见征引,唯《南齐书》卷四十六《王秀之传》载“卫军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吴决录》,不传”。(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802.)孔逭,南齐时为阳羡长,义兴太守,孔逭《三吴决录》,或成书后不久即已亡佚。朝代不确定者佚名《济北先贤传》,一卷;《隋书·经籍志》陈英宗《陈留先贤像赞》,一卷;《隋书·经籍志》佚名《庐江七贤传》,二卷;《隋书·经籍志》佚名《豫章耆旧传》,卷亡;《太平御览》卷十二佚名《吴国先贤赞》,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华鬲《广陵烈士传》,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佚名《零陵先贤传》,一卷;《隋书·经籍志》佚名《蜀文翁学堂像题记》,二卷;《隋书·经籍志》佚名《续益部耆旧传》,二卷;《隋书·经籍志》佚名《益州耆旧杂传记》,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佚名《南海先贤传》,卷亡;《新唐书·艺文志》佚名《兖州先贤传》一卷;《隋书·经籍志》佚名《徐州先贤传》,一卷;《隋书·经籍志》 区域人物传创作虽肇始于东汉，但到魏晋南北朝时，其创作才达到顶峰，推其发展背景，约有以下数端： (一)本时期儒学不复独尊，史学逐渐脱离儒学的束缚而渐趋独立。儒学失守，加之各种思想纷至沓来，导致儒学的权威性大为减弱；六朝时期的社会动荡，又导致作为官学的经学兴废无常，民间授学也在此时兴起，史学也是其中之一。《史通·史官建置》中称“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21.姚察《梁书·任昉传》亦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陈]姚察.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258.虽然在“文史”之中更加注重“文”，但对“史”的重视，亦不容忽视。《文心雕龙·史传篇》言：“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至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85.而儒学独尊地位的消失，也使此时期意识形态领域趋于多元化，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个性意识增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广阔的人生舞台上留下异行奇迹，文人纷纷因其志向，记其行事，以为标榜。李泽厚先生指出，“六朝时期，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准则。并不都是赫赫战功或烈烈节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8.对“人”自身的关注，无疑会使此时期人物传数量激增，记述范围也渐趋扩大。 此外，两晋朝廷选用史官时，要求其撰写《名臣传》一篇，《宋书·百官志》言：“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6.“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8.。将撰写人物传作为考察被举荐者之职业素质的环节，无疑对此时区域人物传的兴盛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二)人物品评的影响。六朝时期，玄学盛行，其盛行之初，名理之学以及才性论颇受重视，而才性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品评人物的操行和才能。人物品评大致兴起于汉末，其又分为“齐名”、“类比”等形式。魏晋实行的九品官人之法，亦沿袭此风，而其中关于个人的具体品评方法便会影响到个人的仕途。虽然魏晋时期人物品评品目众多，但由于其基础是两汉的乡里评议，所以此种品评方法当时多为各地方世族掌握，成为世族仕途晋升的法则。把持乡政，左右品评，以此宣扬己地先贤以抬高一地郡望，成为乡里评议的主要内容与目的。如汝南许邵“月旦”之评，多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虽每月品题不一，但初衷仍不离积极宣扬本地区贤达之意。区域人物传创作过程中对本地先贤的刻意矜夸，便多受品评风气的影响。另外，区域人物传记述人物时所用“类比”式的记述方式，亦受此时期人物品评形式的影响。 (三)除了以上几项原因外，区域人物传的兴盛还与此时期地方势力以及名门巨族之间竞相宣扬族姓，显示郡望，制造舆论有直接关系。汉代高门大族的形成，多以儒术为凭借，其地位虽显贵，但还没有左右政治的能力。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分裂状态，皇权的衰弱，社会的动乱，使得本时期名门巨族及地方势力趋于强大并逐渐开始干预政权。其干预政权成功后，又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巩固各自的门阀地位。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一书中亦提及：“然则国戚儒宗，固可成门户，亦必参合多端，稍资凭籍，而后富贵可期，势禄可保。”*王伊同.五朝门第[M].北京：中华书局，2006：1.标榜郡望也成为各门阀集团巩固既得利益的常用手段之一。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言：“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凡称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而惟以族姓著望冠于题名。”*[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5.对族姓和郡望的重视，使得士人标榜郡望时有意作伪，其不以其实际所居郡望为准，或借用旧望，或虚引他邦。“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5.但此类虚引郡望的现象应多发生在寒门庶族身上，“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05.。出身于望族者，其门第既已显贵，则往往借着族姓与郡望自相矜夸，并以此打压异族。如《临川记》作者荀伯子出颍川荀氏，其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68.北朝崔忄夌出清河崔氏，“忄夌每以籍地自矜，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334. 出于名门者的自相标榜，使得各地士人在谈论时往往各言其地风土之美、人物之俊，彼此往复论难，并以此为据，从而导致了以“先贤”、“耆旧”为主的区域人物传的产生。“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8-189.史载朱育有《会稽记》四卷，朱育为会稽山阴人，其《会稽记》的产生原因，便缘于朱育与太守濮阳兴的一次论难。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朱育《会稽记》”题解称：“孙亮太平三年，育为郡门下书佐，对太守濮阳兴访本郡人物，及吴会分郡始末，凡千数百言，即此书之缘起。”*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三国志补编[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666.各名门巨族争将各类人物传撰写作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手段，所以彼时的各类人物传也多产生于门阀聚集的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当社会的关注重心集中在发达地区的高门贵族时，落后地区的庶族寒士即便有意通过为先贤著书立传等手段与其抗衡，也鲜有可能获得主流话语权的关注。 关于区域人物传的产生原因，胡宝国先生在其《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尝说：“《隋书·经籍志》中如《汝南先贤传》等以郡为单位的记录本地先贤的书籍，更多的出自落后地区，而产生了著名大族的地区却大多无此类书。在士族政治逐渐抬头的年代，政治上失势或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只能以众多的先贤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与产生了著名士族的地区相抗争”*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6.。胡宝国先生这一说法，或失于一隅。上表所列数十种地区人物传，朝代确定者，产生于扬州地区的有15种，朝代确定属荆州者4种*本文所列朝代不确定者部分篇目，在不同时期所属州部有差异，如《豫章耆旧传》之豫章，刘宋时属扬州，东晋时属荆州，刘宋时属江州；又如零陵，孙吴以及东晋时属荆州，刘宋时属湘州。因其成书时间不能确定，因此无法归属其所属州部。但此类不确定作者的区域人物传，亦多产生于长江沿线的关键地理位置，并非落后地区。。仅荆、扬二州的人物传数量，便占据彼时朝代可考区域人物传总量的二分之一。其余部分区域人物传，所记范围亦多为长江沿线之徐州、江州以及侨置兖州、豫州等地人物，各地区多为彼时的军事、政治、经济重心，而并非落后地区。扬州之会稽，虞豫《会稽典录》言其“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25.《晋书·诸葛恢传》则言“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69.会稽在内的整个三吴地区更是富甲天下。而荆州则“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69.。江州亦人口众多，粱谷充实。《太平御览》卷二百五十一言“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此外，徐州以及汝南所属之豫州在当时亦皆为发达地区。徐州“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46～247.。豫州之汝南，汉时便为大郡，《汉书·地理志》言彼时此郡人口30余万户，其人口之繁，可以想见。以上数州中，又尤以荆、扬二州经济最为发达。《宋书》卷五十四言“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0. 除了经济的发达外，长江沿线数州郡，又因地理位置的特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并成为各方势力互相争夺的重镇。盛弘之《荆州记》言：“元嘉十四年，荆州所隶三十郡。自晋室南迁，王居建业，则以荆扬为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故有西陕之号焉。”*[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31.田余庆先生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论述到，三州(扬州、江州、荆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4.南徐州之京口，为建康东门重镇。“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南齐书·州郡志》言“今京城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246.扬州之会稽，以其地理位置特殊，得以郡立于与荆州、江州等并立的方镇之列。荆州之江陵，亦具攻守之势，《三国志·王基传》言魏将伐吴，王基为魏主陈江陵地势：“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陆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分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52.此外，荆州之建平、峡口、荆门皆为抗蜀之重地。盛弘之《荆州记》曰：“郡西溯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门；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对，楚之西塞也。”*[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60.又言“鲁阳县其地重险，楚之北塞也。”*[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65. 各州郡地理位置的优越以及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以及战略价值，使得世家大族多聚族居于此间。魏晋南北朝各门户之间的冲突，亦在此数州郡之间展开。扬州地区汉代以来便为世家大族居集之地，晋氏南迁，侨姓士族亦纷纷落足于此。“吴郡四姓”有顾、陆、朱、张，“会稽四姓”有孔、虞、魏、谢。扬州地区人物传作家也多为世族子弟，《会稽典录》作者虞豫、《江表传》作者虞溥、《吴先贤传》作者陆凯、《会稽先贤传》作者谢承，《会稽先贤传》作者贺循等，多出自扬州地区的世族大姓，*《世说新语·赏誉》篇中对吴地世族的描述，颇能证明当时吴郡世族的威望：“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着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这一段话，虽然受地域意识的影响，在褒扬时可能有夸张成分，但仍能鲜明的体现当时世家大族的情况。而胡宝国上文所言“落后地区”之汝南，当时亦为名门大族所居。汝南袁氏为当时巨族，《三国志·袁绍传》言袁绍“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汝南为袁绍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22.，而《汝南先贤传》作者周斐，出自汝南周氏*是书作者周斐，《旧唐书·经籍志》作周裴，清劳格《读书杂识》卷五以为“周裴”为“周斐”之形讹。《晋书·周浚传》言“周浚，字开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字少卿。”，亦为此地大族，周氏之周浚、周燮、周等，在当时皆有较大影响力。《汝南先贤传》言周燕之五子“重合令子舆居宋里，栎阳令子羽居东观里，东海太守子仲居宜唐里，兖州刺史子明居西商里，颕阳令子良居遂兴里。右郡决曹椽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号曰五龙。各居一里，子孙并以儒素退让为业，天下著姓”*此条并出《周氏谱》，见陶渊明《圣贤群府录》.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99.。其家族地位之显赫，亦可见一斑。各世家大族成员多位居高位，并因其所占有的资源而左右着彼时政治走向。《汝南先贤传》成书的三国魏时，袁氏一门政治、文化上的地位尚未衰落。时董卓欲讨袁绍，伍琼等谓董卓曰：“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徧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75.而江左子弟，亦多以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干预时事，以求为用。如在东晋迁都问题上，“(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迁会稽”*[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1.，后因王导之言而止。 世族形成初期多依凭自身深厚的政治权势与经济基础，但其后期地位的巩固则多靠对文化的传承。对文化的重视，使得世族子弟多兼备文史之才，如《会稽先贤传》作者谢承，曾任吴郡督邮，武陵太守，并撰《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刘知几《史通》言其“周悉江左、京洛事”；《会稽典录》作者虞豫，出会稽余姚虞氏，晋元帝元敬皇后父，曾任南阳王文学，并修《晋书》；《襄阳耆旧记》作者习凿齿出襄阳习氏，为荆土豪族，其为当时著名史学家，著有《汉晋春秋》，并为桓温所器重；《益部耆旧传》作者陈寿尝为著作郎，后写成《三国志》。深厚的文史修养，使得此时地区人物传作者在写作时能够周悉史实，亦能驰骋文采、润色美化。如若胡宝国先生所言，不发达地区的士人如果通过著书立传的方法，想与发达地区文史兼备的人物传作者相抗衡的话，无疑事倍功半。另外，考虑到某些地区文化落后的原生性成因(如地理位置偏远)，其亦不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太多有深远影响的人物，所以，即便落后地区的乡人学者想要为先贤耆旧著书立传，亦会面临言之者寡的尴尬。 光武下诏各地撰作风俗传、人物传等其初衷应不离“察风俗，观厚薄”之意，所以东汉时期的区域人物传仍是贤愚并录而无意矜夸。如赵岐《三辅决录》所记各类人物既有孝悌如乐恢，高洁如张宇者，亦有佞幸如孟他，贪吝如士孙奋者*关于《三辅决录》相关人物记录，参见魏代富、边思羽.《三辅决录》考论与佚文拾遗[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5,(2).。而魏晋南北朝各地区人物传，以显扬郡望的心理为主导，多以“述美”为要，对于矜夸无益之人物事迹坚决不录，此与汉代区域人物传贤愚并置有较大差异。 汉代人物传所记多为本朝人物，赵岐《三辅决录》序中称“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其所记皆为光武帝以后人物，且仅记已逝之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区域人物传所记并不仅限于一朝，而能自觉追溯到本地文化起源的原点，记述在文化源头上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徐州先贤传》写范蠡?“泛舟五湖”，《会稽典录》记范蠡佯狂，文种拜谒之事，《楚国先贤传》写百里奚少仕于虞，“晋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谏而不听，奚乃去之”之事，皆注意运用此地先人之事迹以扩大己地影响。 除了记历史人物外，世族成员亦是区域人物传的叙述重点。虞豫《会稽典录》所记虞氏家族成员有九位之多，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习氏家族成员达十几位，《汝南先贤传》所记周氏、袁氏人物亦多。并且在记述本地区某一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世家大族成员时，各人物传作者往往以捆绑式、群体性的记述方式，写各世族成员事迹。如荀绰《冀州记》“爰邵”条言：“邵起自干吏，位至卫尉。长子翰，河东太守；中子敞，大司农；少子倩，字君幼。宽厚有器局，勤于当世。历位冀州刺史、太子右卫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历显位，至侍中中书令，迁为监。”*[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782.《会稽典录》言“(谢)承字伟平，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子崇扬威将军；崇弟勖吴郡太守，并知名。”*[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97.在宣扬郡望时，对世族成员的群体性记录，集体性矜夸，无疑比“势单力薄”的个体人物记述更具说服力。 受时代品评等风气的影响，各区域人物传矜夸人物时，往往以“齐名”、“类比”等方式将各类人物进行对比叙述。“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5上文所举《汝南先贤传》记周燕五子为“五龙”便是一例。另外，《会稽典录》载钟离牧兄骃“少与同郡谢赞、吴郡顾谭齐名”、“(魏滕)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等条，皆是受“齐名”、“类比”等品评形式的影响。对各类人物不厌其烦的记录，亦有担心此地时贤如不被记录，日后恐流入他郡，从而使己地在与他郡争夺文化话语权时失去主动权的心理作怪。用“宁滥毋缺”来形容创作者的心理，或不为过。《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一引《会稽典录》“邵员”条：“邵员字德方，余姚人。与同郡虞俊邻居，员先不知俊。十余年，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会，清谈干云，温等敬服，于是吴中盛为俊谈。员闻而愧曰：‘吾与仲明游居比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风烈，而令他邦称我之杰。’”邵员惭愧的主要原因，并非因其真不能识人之“英秀”，而是其不能识人而使本郡丧失了借人物声名以显扬郡望的机会。 另外，在对教化、郡望有益的情况下，各类人物不论身份、地位，只要能提高本地知名度，皆能进入区域人物传的书写范围，如《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六引《长沙耆旧传》夏侯叔仁“氏族单微，丁母忧，居丧过礼”；《初学记》卷十七引陆彻《广州先贤传》记罗威“耕耘为业，勤身苦体”，《艺文类聚》卷一百引陆彻《广州先贤传》记黄豪“均己节俭，粗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赐贫民”等所记皆为普通人物。但无论身份显赫与否，各传所记人物都是扬善隐恶。李泰棻先生《方志学》一书在论述方志创作方法时，提出应将“贪官污吏”纳入方志中，这就与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理论相悖。在记述人物时，单纯写人物经历、性格以夸赞先贤似乎稍欠说服力，所以区域人物传中亦多以虚构、夸张的方式塑造的人物形象，此即刘知几所言“征彼虚誉，定为实录。”如《会稽典录》写曹娥之“孝”：“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迎伍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徐振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318.曹娥之孝应实有其事，但此书所记故事情节无疑有意夸张，作者为其作传的目的除抬高郡望外，抑或有意于教化。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记》言：“庞统为郡功曹，性好人伦，每所称述，多过其中。时人怪，问之。统曰：‘方欲兴长道业，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慕企，即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自厉，不亦可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736.以有益世教为目的，即使所言“拔十失五”、言过其实亦能被时人接受。 各区域人物传本地区对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人物的记述，目的在于使各类人物成为言语谈资，以便在与他郡士人讨论各地人贤物盛时占有主动权。《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所引《会稽典录》“朱育”条便是这种心理的具体呈现。此条所写为会稽朱育与太守濮阳兴的对话，中间穿插进虞翻与王景兴的对话。文中写东海王景兴临(会稽)郡，问功曹虞翻其地名俊。王景兴虽先揄扬“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但后言会稽“远于京畿，含香未越”一句却暗含玄机，有贬讽此地位置偏远之意。虞翻出会稽余姚虞氏，其先为王景兴其陈此地地理之优势，物产之富饶，但王景兴仍不以为意，言此皆为“地势之然”。其继而让虞翻陈述此地“士女之名”，虞翻罗列董黯之孝、陈嚣之义，郑弘、钟离意、陈宫、王充、孟英、梁宏、曹娥等忠臣、孝子乃至贤女，而王景兴则讥其所言全为“近人”，而没有如“颍川巢许之逸轨”、“吴太伯之三让”之类“上世之人”，并讥虞翻所言“虽士人纷纭，于此足矣。”虞翻予以反驳，言此地“上世之事”、“抗节之人”有“越王翳之让位”，并认为其“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操行可俦于太伯之列。并言越王翳为会稽本地人，而非如吴太伯为外来之君：“且太伯外来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来言之，则大禹亦巡于此而葬之矣。”其自言所列上世人物“皆著于传籍，较然彰明”，比颍川巢父、许由等“流俗遗谭，不见经传者”更具可信性。*此段文字又可证明，彼时士人认为经传中出现的各类人物比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的各类人物更能抬高己地郡望。著书立传以求各类先贤“传之不朽”或“传之不虚”，无疑会影响彼时区域人物传作者将形形色色的人物纳入区域人物传的书写范围。虞翻虽言其所列上世之人皆著于经传，但王景兴仍言这些人物“未之前闻”“善哉话言也！贤矣，非君不著”*三国志·吴书·虞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24～1326.，传于经传而又言“未之前闻”，无疑是王景兴对虞翻所陈会稽地区各类历史人物刻意的不屑一顾。二人的几番往来辩驳，体现出在面对同一地区历史人物时，不同地区人物的不同心理。一方刻意贬低，一方则有意宣扬，在往复诘难的过程中，将区域人物传的写作目的、写作对象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余　论 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产生后，后世继之而作者不绝，唐代时，区域人物传创作仍比较繁荣，如黄璞《闽川名士传》、陆龟蒙《续襄阳耆旧传》等，皆是魏晋南北朝区域人物传的延续。陆龟蒙《续襄阳耆旧传》，应是接续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而成，而其目的亦不离世族之间竞相矜夸之意。宋沈括《梦溪笔谈》言唐代大姓“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其所著书，应不离家传、别传、区域人物传之俦。唐宋时期，方志、图经亦逐步定型，各区域人物传也逐渐并入图经、方志中，各图经中多有“人物”专节，将“经学”、“节义”、“孝行”、“隐遁”等人物分类排列，而不再独立成书。区域人物传至此也逐渐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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