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中国的诗

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直接谈论一首诗就已经足够，不必去关注一个诗人。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人，他由个人成长、家庭环境、社会生活和时代命运所共同构成。就诗人王辰龙而论，他父亲在铁西区化工厂上班，母亲在铸造厂（20世纪90年代破了产）上班，父母皆为普通工人，一家三口生活在铁西区名为“工人村”的区域。工人村建筑于1952年9月23日，五个建筑群七十二幢三层砖混楼房，建筑面积平方米，属于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是当时领先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王辰龙出生于此，对这个地方当然有书写的便利，可是他并不追求这样的书写特权。再则，他要避免用二元论模式所推动的写作，即通过刻意梦幻的、过分透支的过去对现在（即便现在不那么尽如人意）进行否定。他认为，这样非此即彼的写作容易造成文本的自我复制和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语义空转。他的这些意识的可贵之处，在于会帮助诗人找准诗歌写作的焦点。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关注作为诗人的王辰龙，而仅仅只关注他写的诗，是远远不够的。当代生活的碎片化需要个体写作者去整合公共资源，以形成其作品可供参照的价值共同体。当然，事实上与铁西区相关的诗歌创作也只是王辰龙全部写作的一部分。单就这一部分来讲，他想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消逝，而非言之凿凿的过去。这儿有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但诗歌创作更是对现实的重塑。

一种过程的消逝，王辰龙深刻地意识到，其实就是生命的消失。因此，他的写作实质上是基于自救。自救，是他写作《工人村与影子》的私密动机。他说，正是基于自救这一私人目的，他才和铁西区发生了诗歌意义上的关系，而非由于工业区的重要性，反之，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对工业区的重要性有了体悟。因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他会担心断绝了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成为来历不明的可疑之人，成为被此时此刻所困的失忆者。显然，工业区，是指铁西区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是属于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王辰龙以“建筑师般的手温，把每个词都抚摸出石头的质地，以便能够构建一个立体的、可供重返与置身的文学空间”。这与其说是他在诗歌写作上的一种渴望，还不如说是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一种卓越的实践。

因此，王辰龙以铁西区为生活原型创作的长诗《工人村与影子》，从一开始就不为写什么发愁，而为怎么写焦虑。对此，他在创作谈中自述：“倘若真写出理想中的作品（对我这样一个诗歌学徒而言，它还很遥远），它的光，应源于‘如何写’，而非‘写什么’，我渴望完成的诗，如果仅仅建基于铁西区自身，而非精湛地、准确地对人与事进行诗性的传达，它的诗歌伦理将是缺失的，终究沦为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分行注释。”他谦卑地称自己为“诗歌学徒”，只能说明对于写作他是有备而来。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自然令人佩服。除了“如何写”，他还有另外两个意识：一是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即言说过去，但在发生机制上，有不得已而后言。这样的写作，被他描述为把年龄之雾与时代之霾交结而成的夹角视为写作的现场；这一诗学设想，在现阶段的写作实践中转化成了这样的面貌：当铁西区作为现在进行时的空间进入文本，旧日的人与事——注意又是人与事，以幽灵般的行状漂浮其中，通过新旧两种景观的重叠，对一种完整性的重建做出想象。这样的描述，有他的诗歌创作对于现实进行重塑的一个方法论。

2007年，王辰龙十九岁，他离开铁西区来到北京。至今，每年回家的时间加起来平均一个月。也许是家乡与首都的局部相似，使得他虽然离开了铁西区，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疏离感。他萌生创作《工人村与影子》也就是这两三年才开始的新事与心事。而对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北京，在一篇访谈里他有过这样的讲述：“前不久，我坐1路汽车途经天安门，想起当代诗中‘广场’一词的语义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诗人们纷纷以‘延安’为蓝图，对再次被加冕为首都的北京展开了新一轮的空间想象，文本中的老城变得肥胖不堪，仿佛被汉语言歌咏的地球上只幸存这一个庞大的空城；它无人，只有革命机器的运转之声。与此同时，它却又极为枯瘦，丰满的细节和感性的赋形都因过剩而非法，只需写下‘天安门’或‘广场’，再让一轮红太阳升起就足够了。政治抒情诗声嘶力竭地讲述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这不能说是他对国家诗人的不满，而是他对这样的写作观念保持了一种警醒。因为，他意识到了这样写作的“无人”状态。他进一步的理解是，所谓“无人”有时是指人群对空间中某种意识形态的盲从，进而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主体性：千人一面，便是空无一人。无人，无人区，鬼城，可以对应于他记忆中的新区和旧区。他曾经生活过的工业区已经是情感体验深处的无人地带。近年来，工人村相继拆迁，只有几处老民居被保留下来，原来的工人家庭渐渐分流到新兴的商品住宅或回迁房，以陌生人为邻。以前在低矮、四五层楼高、红色砖墙的苏联式民居里，与其他家庭分享公共的走廊、厕所与厨房，这样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从而留下了一些记忆片断。他想起父母和工友们在苏联式的民居里，醉醺醺地高谈阔论，其中有对厂子前途的忧虑、对个人生活的不安，不得已带有佯装成分的乐观，穿插着妙语连珠的段子，大多是荤的，时有影射性的民间意味，以此修复生活压力所造成的空洞。现在的工人村生活馆，用以展览他们消逝的生活。每次从北京回家，工厂旧址上新的楼盘、新的街道、新的商业广场，都以骤然来势更新着他的景观记忆，它们喜气洋洋地覆盖着对于幸福生活的高调许诺。但王辰龙已不在这个生活现场了，视觉上给他的一切，只是遭逢转变后的结果。一种存在的过去愈发空荡，属于他而又远离他，令人心虚与恐惧。所以，他创作长诗《工人村与影子》就是打算为这个消逝的过程留下一些抒情式的记录。同时，通过写作也可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安，使自己不至于成为故乡的异客。而事实上，他已经是异客，这注定了长诗《工人村与影子》是一曲唱给生命流逝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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