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视角下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 —— 读李宝杰

20世纪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进程中，陕北音乐文化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西安音乐学院作为陕北音乐文化研究的高地，无论是在实验教学、演出实践、学术研讨、民歌译介等方面，都在国内音乐艺术界、学术界引发过多次讨论的热潮，至今仍回响不绝。陕北音乐文化为什么受到如此关注？她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最近，品读了李宝杰博士所著《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1]一书才有了些许答案。无论是书中细述的陕北音乐地域特色，还是乡村民俗中的作乐样态，以及对历史中形成并在民俗文化中彰显的陕北人文精神，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导引读者一步步融入这片充满热情的黄土大地，并被浓郁的陕北民风、陕北乡情和陕北乐韵所萦绕。可以说该著作基于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视角，从更深的文化层次触及了陕北音乐文化本质，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新高度。

李宝杰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为了更加深入地体味陕北的民俗音乐文化，他曾“三年中八赴陕北”进行考察，通过多方面的采风体验，了解陕北的人文地理面貌，感受陕北人的生活，体味陕北人的民俗风情和艺术，无怪乎《区域-民俗中的陕北音乐文化研究》能够以其翔实的现场资料、透彻的比较分析、扎实的学理功底引人入胜。在流畅而深邃的文字描摹和精心剖析下，是作者建立在区域-民俗-音乐三重视角论证中，对陕北音乐文化由环境及历史再到当下的深入思考，其所切入的研究角度无疑能给我们认识陕北音乐文化提供全新的启示。通览全书，有如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区域-民俗-音乐

区域即地域，一般指文化地理位置。陕北地处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地带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位置，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统治进行政治博弈的绳结之地。千百年来，你来我往，除了政权上的频繁更迭，不同文化相互干涉，致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的特征，民俗基因繁杂而丰富，民间泛信仰随处可见，围绕着乡村乡民生活，处处保留和充盈着多种多样的民俗艺术样态，如建筑艺术的窑洞，造型艺术的石雕、剪纸，表演艺术的民歌、唢呐鼓吹、说书、秧歌、道情……凡此种种，无不与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场景相互关联。因此，李宝杰在研究中认为:“区域问题的底层是其自然地理属性，人类各民族早期的发展无不以自然环境为根本，并形成各不相同的生存样态及文化基质。区域问题的上层，则是人类在逐渐摆脱自然地理条件束缚，通过借助自身的创造力和交通能力，把地属的、族属的文明播撒向异地，使之混融交叉发展并缔结出新的文明果实。”[1]3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民间音乐不能离开文化地理环境，且必须与乡村民俗活动联系起来。依照民俗学的理论认知，民俗不光是传统保留下来的历史遗物，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的民间知识和信仰，而往往乡村民俗活动都离不开艺术的支撑，甚至有时候艺术本身就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为区域文化研究划定了确切的范围，他认为:“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故在内容上颇和中国的方志相似。”[2]23民俗、艺术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特定区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水乳交融。李宝杰在研究中之所以选择了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关系为切入点，是经过了缜密思考的。其核心问题虽论的是音乐文化，但在其历史的建构中离不开区域环境的影响和民俗行为的承载，进一步说，陕北这样的音乐文化之所以构成其特有的韵味品质和风貌特征，完全是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民俗氛围作用下的结果。如此，作者的研究就形成了很有利的抓手——基础是人文地理，背景是乡村民俗，表征显现是音乐文化诸品种。以此形成了区域、民俗、音乐的三重互联、互证、互为影响的文化逻辑关系，较好地揭示和凸显出陕北音乐文化的存在现实与精神本质。

李宝杰“区域-民俗-音乐”三重视角研究方法，结合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他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是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应该重视的，并将之落实到陕北音乐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他认为:“1、应以音乐实践行为的全过程为根本，把音乐看做是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摆脱以往以形态分析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对音乐文化的单向认识；2、应以敞开性和交叉性姿态研究区域音乐文化，这样有利于追溯文化本源、梳理文化脉络和辨识文化关系；3、区域内文化事象的发生具有动态循环的特征，应在横向上重视音乐与地理环境和民俗生活的联系，在纵向上把握事物的前后关联，这样才有利于文化整体认识观的建立。”[1]5其认识无疑将该研究推向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联系他对陕北现存音乐文化诸样态的考察，无不渗透着这样的认识理念与方法把握，由此而使得他在陕北音乐文化事象的分析和研究上做到了理据兼得、鞭辟入里。

文章来源：《区域治理》 网址: http://www.qyzlzz.cn/qikandaodu/2020/1214/1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