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治理与世界文化秩序

“伊斯兰国”兴起后，导致了欧亚社会动荡，甚至将一种政治极端主义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引发了不同文明的文化反应。英国脱欧事件、德国反难民运动、美国特朗普现象、日本激进修宪等等，体现了一种与之多少相关的集体恐惧意识和政治保守浪潮，又反过来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东安全治理的态度和力度。这些事件的症结是什么？难道印证了二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家的所谓“文明冲突”的预言？[1](P372)对“伊斯兰国”兴起的反思还在进行，甚至可能会与二战之后反思纳粹德国的崛起相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可参见田文林：《“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等等。。本文认为，这是全球治理系统出了问题，关键是全球文化治理大大落后于全球治理总体步骤。在国际关系诸类关系中，文化关系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同步，一般总要保持一定的迟缓，是正常的和允许的。但是，如果这种迟缓过大，就会文化迟滞，造成与政治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以不同的面目引起世界性危机。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化治理迟滞论”。

一、当前世界秩序的问题与“文化治理迟滞论”

1．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不平衡。

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并不突出，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或者欧洲文明的扩展地。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虽然在欧洲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但在全球范围内主要还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多个方面得到了克服，最后通过工业化的全球扩展和殖民统治的全球建立得以解决。那个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国家与广大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和政治压迫。那个时期，欧美文化是积极支持商业贸易向全球扩展的，而且起到了相得益彰、互为依赖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世界文化”秩序主要是在欧美文化圈内的游戏，广大殖民地地区还未从欧洲文化悄悄进入后引发的“文化震荡”甚至“文化崇拜”中间清醒过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围绕世界性霸权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争夺。围绕霸权争夺及处理世界性经济危机，出现了三次军事政治集团的对立，即一战前的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对立，一战后的法西斯国家集团与反法西斯世界统一战线之间的对立，以及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以北约为代表)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华约等为代表)的对立，三次战争(一战、二战与“冷战”)具有世界性，超出了传统欧洲的范围，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潮流，导致了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崩溃。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然而，这个时期世界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由欧洲向全球转变的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如何适应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是典型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文化与文明领域内的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都是从属性的，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转移发生在同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信奉国英国和美国之间，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主要的斗争方还是西方文明内部，中国、日本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是被迫拉入的，因此，文化没有成为独立的世界秩序内容，换言之，文明冲突与合作没有上升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

到了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世界性殖民的彻底瓦解，第三世界的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不断发展；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发展的主体力量，世界体系不断扩大，世界进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区域一体化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向，南北关系、南南关系出现新的特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文明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渐入低潮，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挟冷战胜利的余威，企图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一统天下，然而很快发现建立文化霸权并非易事。冷战的胜利谈不上文明的胜利，因为冷战主要发生在美苏之间，从根本上讲苏联文化还是欧洲文化。一些早已在殖民时代积累的文明张力被两极体制人为地压制了，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对于东方文明的压迫，本应随着世界性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主义的兴起释放出来，可是冷战压倒了这种世界性释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服务于西方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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